读旷新年先生“沈从文的文学传奇”

看了旷先生在天涯对沈从文的评论,有一点意见,并不仅是因为我喜欢沈从文的文章,而是对文学价值观的取向上,并不很赞同。文学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不可靠的伴侣,连历史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公正,文学又何必去抢着承担这个不能承受之轻?像张爱玲在解放以后写的《秧歌》,《赤地之恋》至少从另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农村风貌,但这却是不被允许的。任何历史的大动荡和选择都有客观的必然基础,但天知道在这个必然的基础里有多少被牺牲的事实。巴金为什么要写《随想录》?那几乎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全盘否定,但那却是一个人真正的良知内省。
  强烈的责任感让很多本来有机会有更大成就的作家套上了一副沉重的锁链,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了。但许多年以后,我们的后辈是不会明白的。就像我们现在再回首眺望汉唐,魏晋,宋明这些时代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去真正了解那些伟大作品的创作背景和环境。而且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容易代入自己的好恶,最后往往造成对作品或作者的曲解。一代一代曲解下来,事实早就面目全非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责任感使我们恰恰缺失了对自己的内省,对其他角度的包容,失去了文学应有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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