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不适合选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转载)

  自1981年出版以来,《傅雷家书》畅销中国数十年,时常被各级教育部门列在中学生“必读书目”之中。
  一位“讨人厌”的父亲
  反映在其对傅聪、傅敏兄弟的教育中,就是常说的“棍棒式家教”。
  “就是五岁时,有一次,他(指傅雷)在吃花生米,我在写字,不知为什么,他火了。一个不高兴,拿起盘子就摔过来,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给送到医院里去。”
  “我一面练琴,一面看《水浒传》呀!就是这样,这里是琴谱,我就automatic的练(弹琴示范),忽然,背后天喝一声,就像《水浒传》里形容的一样。我爸爸走路没有声音的,忽然走到背后,这就给打得半死!”
  “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
  “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
  傅聪离开上海后,傅雷习惯性地希望继续掌控他的生活。
  “孩子,希望你对实际事务多注意些,应办的即办,切勿懒洋洋的拖宕。夜里摆龙门阵的时间,可以打发不少事情呢。宁可先准备好了再玩。”“要嘱咐你的话是说不完的,只怕你听得起腻了。可是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
  “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了,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何况还要仗衣服走样,你所来往的圈子特别是有教育的圈子,一举一动务须特别留意。对客气的人,或是师长,或是老年人,说话时手要垂直,人要立直。”“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象过去那样太严肃。这与群众情绪大有关系,应及时注意。只要不急,心里放平静些,表情自然会和缓。”
  1954年9月,傅雷收到傅聪从波兰寄来的照片,回信说:
  在这封信中,傅雷对于一张没有写清拍照时间、地点的照片,都要一一询问;对于信封上文字的大小,都要详细指导,可见其对孩子的控制欲有多强烈。
  “还有一件事,妈妈和我争执不已,不赞成我提出。我认为你们都还年轻,尤其弥拉,初婚后一二年内光是学会当家已是够烦了,是否需要考虑稍缓一二年再生儿育女,以便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让她多轻松一个时期?妈妈反对,说还是早生孩子,宁可以后再节育。但我说晚一些也不过晚一二年,并非十年八年;说不说由我,听不听由你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朋友之问尚且如此,何况父母子女!有什么忌讳呢?你说是不是?我不过表示我的看法,决定仍在你们――而且即使我不说,也许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从你婚后,我觉得对弥拉如同对你一样负有指导的责任:许多有关人生和家常琐事的经验,你不知道还不打紧,弥拉可不能不学习,否则如何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呢……特别在人生的淡泊、起居享用的俭朴方面,我更认为应当逐渐把我们东方民族(虽然她也是东方血统,但她的东方只是徒有其名了!)的明智的传统灌输给她。”
  “说到弥拉,你是否仍和去年八月初订婚时来信说的一样预备培养她?不是说培养她成一个什么专门人才,而是带她走上严肃、正直、坦白、爱美、爱善、爱真理的路。希望你以身作则,鼓励她多多读书,有计划有系统地正规地读书,不是消闲趋时的读书。你也该培养她的意志:便是有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家务,掌握家庭开支,经常读书等等,都是训练意志的具体机会……做人是整体的,给我们经常写信也表示她对人生对家庭的态度………”
  对于傅雷的严厉管教,傅聪虽然说“没有一丝怨怼”,“他当年对我的惩罚,我都记不起,一点也记不起”,但是1958~1966年,他给傅雷的回信很少。傅聪自己的解释是:
  由此来看,对傅聪来说,《傅雷家书》中的那些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一种“负担”。
  在《傅雷家书》中,除谈音乐、艺术外,傅雷还时常大篇幅向傅聪介绍国内的新变化及自己的政治生活,以期教育傅聪。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
  “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
  “祖国的建设,安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兴奋。各级领导多半是转业的解放军,平易近人,朴素老实,个个亲切可爱。佛子岭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不但我们看了觉得骄傲,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的。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
  如他1956年8月写道:
  1958年12月,傅聪从留学地波兰“叛逃”英国。由于上海市领导石西民的关照,傅雷被获准继续同傅聪通信。1959年10月1日,傅雷在信中对傅聪一边安慰,一边提醒:
  1961年4月,傅雷又在信中赞扬傅聪:
  对于上述内容,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有亲身体会,理解起来不难。但今天的中学生,普遍不具备完整的当代史知识,在《傅雷家书》中读到这些内容,又无相应可参考的注解资料,必然会生出种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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