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秦晖与“秦晖底线”(转载)

秦晖与“秦晖底线”
  
  樊百华
  
  “农民中国”确如行内人所说,西方学者往往“盲人摸象”、“隔靴搔痒”,而且如秦晖所论,今天的商人眼光反不如当年的传教士了。其实,本土学者自己说出的准头又有多大呢?专业知识不好隔山相比,贯通性的思想绝对可比,那么,如今又有几个超过了“五四”一代的?值得欣慰的是,不说超过吧,堪与比肩的在我看来还是很有几个的,考虑到几十年折腾,几代人被糟踏,这是可歌可泣的。以中年学者论,大多是恢复高考后入科班,科班的品质是极易障碍宽广的思想,于是人们看到,科班几乎陷在了工具性的业务疆域,于是社会弥漫了浓重的匠气,可歌可泣者拼出来了,例如秦晖,套用官话就是这个民族应当珍视的一个。秦晖无疑是当今杰出的思想型学者之一,光印在他身上关于“农民中国”的斑纹就够纷繁的了,我敢说,不但超过了“五四”一代,而且拿到国际学术界也是够格的――City、Citizen什么意思?不错,是“城市”、“市民”,那么,“北京、上海乃超大村社”什么意思?“中国的City唯浙江的龙港勉强算是一个”,“中国只有从事不同职业、居住在不同空间的农民”……这些又作何理解?阿Q见“胡蔓莱茨”(human rights)公园额头上不见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什么就发脾气了?……秦晖其实很有看头,只要你眼睛睁着,接下来就看你是不是只喜欢看到有人陪看的了。
  
  一
  秦晖已经在本乡耗去近50年了,并且还得耗下去,还要继续在这座转型出口未现的迷宫中,不知疲倦地探索前行。当年兰州大学的许多师生也许会茫然不解:那个英语很棒的壮乡知青还没有出走呀!有人不喜欢秦晖,我在这里不妨支一招:放洋吧!秦晖不是学问场中的生意人,但也不是可以任人摆布的书呆子,这从他为投到赵俪生门下用的公关办法,可见一斑――“在考研之前就曾从农村中给赵先生寄去过若干习作,表述了我对建国前后农民史论争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先生对我这个‘山中南蛮’之论极为欣赏,遂有知遇之恩。”
  我1972年底从“戴帽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长我两岁的秦晖已经在“广阔天地”――广西壮族山沟,当了四年“新农民”了。在苏北平原挑大粪,至少走路要轻松许多,不知道少年秦晖背着背篓翻山坡,是何滋味。我是回乡土知青,只有农龄,秦晖是洋知青,有九年未取分文的“工龄”。在他1981年进入陕西师范学院当教师后的某年,这“工龄”的意义或许会体现到他的分房名次上。
  我曾经为自己的没出息炮制过这样的“理论”:翻身为权贵一代人可期,翻身为知识分子两代人足够,而翻身为学问思想家,非有三代人的接力不可。看到例如一些春风满面的“经济学家”,我为自己的“成才学”不安了。我寻思着这样的问题:像秦晖、徐友渔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坚持苦学,并且有了一定的专业学术地位后,仍然在思想、学问、人格操守上,逆水行舟,仅仅靠勤奋与世故、聪明能够办到吗?我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行的,还得有至少父母一辈十分厚实的“真贵族”家教底子。秦晖这样说:“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对“走进史坛”有影响,对“有家三年不回留校苦读”、“为学不赶潮趋时”、“做人始终有强烈的价值取向”等等呢?“山中南蛮”以“同等学力”完成了一个优美的三越级跳,这是他在“知识无用”的时代,坚持9年“务虚”性自学的成果,难能可贵。而今这位清华大学让人搞不清专攻何业的教授,实实在在地趟着中国问题的浑水,既存着山中南蛮的野性,又修成沉潜澄明的品格――不妨将公认的权威拿出来与秦晖比一比吧,著作的数量我不敢说,但要是说到思想的宽度与深度,我自觉还没有犯第三、四只眼之类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新三届”中人,见过一些“聪明”也勤奋并终于早早成了博导、处以上领导的“老三届”,起初挺佩服也有浅交,及至例如让秦晖先生“耿耿于怀”的事变发生,见其活脱出幕僚、政客面目,便不得不转过脸去!此辈即便有一些学术模样,思想学问也断断谈不上的。
  秦晖在学术论文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自序中自述:80年代(如今算是上个世纪了)他关注问题,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 90年代大陆学界纷纷由主义转向问题,他“却由‘问题’转向‘主义’”,而个中原委乃“与那场导致士风与世风大变的事情有关”,以及他心中那不会改变的 “耿耿一念”!要了解秦晖近30年的精神历程,《求索于“问题”与“主义”间》可以看作是他最重要坦诚的自诉文本。在此自诉中,他又一次强调说到:“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我治学20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那件事。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后一改变我相信与潮流相吻合,前一改变却可能与时潮(指堕落文人与只谈学术的两极“时髦”?――引者)正相反。在那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因为80年代中期人们已不热心虚热一时的农民史研究了――引者)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农民中国(注意秦晖表达的独特性――引者)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这最后一个锥心的问号,深深、久久地扎在了我灵魂的隐秘处!秦晖80年代的学问决非无关痛痒于这个社会的,而他90年代的思想也决没有离开“中国问题”一步!“事变”为什么引起知识分子极大的多方向“改变”呢?这本身就肯定是关乎中国未来品质的一个大话题,对于秦晖我则试图通过如下寻访找到答案。
  山中的“务虚”性自学,已经是一种入门的自学准备:从生活、劳动、观察中提出一个个的问题,不仅是人文社会的,带着问题读书思考。有过这番自学经历者,而后竟能轻易忘记农民,绕开种种现实问题,一定是只有受到难以告人的心理驱动了,在秦晖这是不可理喻的!秦晖的硕士专业方向是研究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他自己承认这一专业选择与内心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他的导师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什么人有农民情结?不是一般的感情,不是小民粹的哀愤,而是一种大的整体性的关怀。那些早在农村混到一官半职,或者颇得钻营术的“老三届”,也谈甚至也研究农民问题,但有的走到文革后“乡村参谋学”一路去了(其实小城镇建设等等,据秦晖介绍,也是苏联人已经先行的了),那不是“农民情结”,而是有特定精明的以政肥学、以学攻政的“本乡刺猬策略”。
  秦晖的导师也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是秦晖式的视野开阔,不是蹲下来刨个坑,甚至在别人刨好的坑中蹲下来,混个小里小气的教授完了的那一种。秦晖先是一边关注“农民热”,例如从歌颂农民革命、农民起义到批判农民造反的局限性等等,一边下“死功夫”穷究相关学术资料,同时也留意引进的萨特、汤因比等等,结果是“南蛮”学者捕捉到了一个“南蛮”政权,一个草莽政权,一个具有本乡特色的农民政权,即作为张献忠继承人的孙可望、李定国等在西南边陲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大规模地推行了军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国有’经济”,叫做“营庄制”,“由军队派‘营官’、‘管庄’管理”,“出产称‘皇粮’、‘皇草’、‘皇柴’”,“一律实行”计划经济的“调拨”!秦晖的概括是:“宗法式小农的农业社会主义模式”。读秦晖时,我联想到我的忘年交蒋广学先生与人合作写的一篇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我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每人得到一本,非公开出版的专门关照蒋老师文章的印刷品,内容表明该印刷品是省上组织生产、发下来的(我至今还保存着)。
  秦晖20万字的硕士论文,就写“这个”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了较深认识的政权,逃匿到边陲的夕阳政权(不叫根据地)。这政权后来也有“改革”的,例如我们也不难看懂的“营庄民田化”等等。所以,我对吹捧一些改革多么了不起颇不以为然,读了秦晖才知道不以为然并非胡思乱想,这是秦晖给我的知识与学术方面的思想支撑!
  
  二
  秦晖固严肃反对风行了几十年的宣传史学、影射史学。但是,研究中国历史,当然会有太多的古今“巧遇”、“似曾相识”,这怪不得研究,而只怪历史的没长进。秦晖的“中国三农史”研究蔚为大观,我自无力多说,只略取一瓢饮,例如“关中无地主”。以前一个在宁的朋友与我谈到过他的故乡浙江富阳“无地主”,富阳是郁达夫的故乡,我还知道富阳农民颇有抗争传统,这个“无地主”现象我当时没特别留意,心里隐约想,没地主好啊。没想到秦晖研究的结果其实更糟,没小地主有大地主啊,大地主就是官府,官府不让你有小地主,当然是通过特别重的压榨。徐友渔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说当年四川农民搞忆苦思甜,干部揪着耳朵吩咐老农上台不要讲错了,结果还是讲错,错在将朝代颠倒混淆了,还对比说以前给地主家干活一天吃5吨,地主老婆亲自做饭,大肉大鱼。前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就是那个很美丽很正直的吕大渝女士,也在回忆录中说到农民忆苦出现时空错位的情况。其实多着呢,我故乡的老农就常说时空“错乱”的话,细想想这并不奇怪,一般的地主无非是多买了些田产靠租佃过得比人好而已,都是左邻右舍的租田户,得罪了会影响自己的利益,不像“超大地主”欺负了你也不会影响官吏们私人什么利益。这道理与小资本家要与工人搞好关系、“超大资本家”并不在乎工人情绪不是一样吗?所以在过去的皇权社会,有地主未必堪忧,无地主未必可喜。我在西安的忘年交曾参加当年关中地区的土改工作,他负责的地方先是未必合理地只划了一户以工商业为主的地主,后来左派领导人反对右倾、反对“和平土改”,才勉强把一户富农提升为地主交差。此老知道秦晖的研究成果后,很激动,打电话问我秦晖用的什么办法研究出来,并希望得到秦晖的书看,后来秦晖送给他两本,他竟欢喜若狂,老先生真有意思。秦晖用的办法是并不神秘的社会调查办法,外加翻检地方史志的死功夫,那是兰大毕业后到了陕西师范学院当老师,有心人带学生下农村搞调查,不意得到的收获。和实事求是的老知识干部不同的只是:秦晖的调查没有受到左派领导人打压。当然“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我这是简单介绍,秦晖解释的成因诸如“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雇用制活跃”、“宗族不活跃”等等,做起学问来,任何事情总不是一目了然的。
  我不能细说秦晖的“中国三农史”(这是我的概括,我觉得与当今的三农问题连脉)。但我一定要说,据我所知,秦晖对“中国问题”(主要就是农民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官府老不让农民超升的问题)的研究是成果最卓绝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天平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学问中国》、《市场的昨天与今天》等著述一观。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直有“考据欲”的学者,秦晖的一些文章技术色彩甚浓,我并没有在细节上都搞懂,所以,没有相当的耐心与学力,喜欢秦晖怕也难办到;还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秦晖先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以为有这样几点或者说是中轴线,特别值得读者留心:
  1,强制的程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一般说来,强制松动,社会发展,反之滞缓;
  2,秦始皇之后,中国就一直面临着大一统强制的不幸;奴隶并没有消失于奴隶制的结束,秦式统一、稳定体制,并没有给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3,区别于古代共同体经济与唐以后自然经济的汉代“古典经济”,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标本与参照系;
  4,传统经济生活最该检讨的是缺乏稳定的规则与过程的公正。
  如果这里的概括驴头不对马嘴或者挂一漏万,自然全都是我的责任(议论学者是有不仅是能力、知识上的风险的)。
  我读秦晖想得最多的还是思想与学问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秦晖可以说是我今生学不了的。中国有学术大家,学问家少见,思想与学问兼长的大家更少见,我愿意斗胆说秦晖是“初长成”的一个。这在其《问题与主义》一书中集中表现出来。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中国无可替代,涉及了种种内外重大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表层话语结构除外),充满精辟的识见与现代化使命感。我是带着抉心自食的心情读完的,那个沉痛、从容、焦虑、缜密中满溢着的正义感啊,呈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平衡啊,我感觉话都说完了。所以我跟一些朋友说了这样的读后感:“现在就是秦晖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了!”这当然是秦晖们与他们的读者们最最报国无门的事情,尽管首先是秦晖非常朴实地想清楚了“论证”与“实践”的关系。(摩罗也说过很明白的话:“自由的歌谣还不是自由本身。”)
  在《问题与主义》中,秦晖紧紧揪住改革起点的问题不放,在各种问题与主义的纠缠中阐明其清醒的洞见。面对 “腐败的理论”、弃绝良知的学说走私,他坚持从真问题出发谈主义(价值取向),使我想到“横站着”的独立!例如他这样说:“哈耶克认为工会(不是官方工会)太强大威胁了此种权利(指资本的自由――引者)。但在80年代的波兰,工会却是此种权利的支柱。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当自立。”“哈耶克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以免失去自由。……而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以便得到自由。”“如今经济学界言必称科斯,把‘交易成本最小化’当作主要问题。科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的设定,因为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在我们这里,回避交易权利设定而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劫辩护的理论。可如今我们的确听到了这种说法:公共财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 始终立于本土的最高问题境界,是秦晖思考中特别安静着的内功,功夫所及则无分学科,这是秦晖思想的一个显著品质。
  秦晖思想的另一个显著品质,是精审、细腻、精确,例如他不说钱权交易,而说监守自盗;他不说什么腐败,而径直说抢劫;不说什么公啊私的,而追问是什么样的公、什么样的私;不说平均主义、两极分化,而说“朱门里头无分化,冻死骨里有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他谓“国学”是“后古人之乐而乐”,“后学”是“先洋人之忧而忧”;他不说“农民问题”,而追问“什么‘农民’、什么‘问题’”,并结论说所谓“农民问题”原可以说就是“中国问题”;不是“中国农民”,而是“农民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他的书到处都是这样的“高蛋白”,真感激他的辛勤劳动,我有几次是流出了热泪读完一页两页的,那是一种理性的沉痛美!
  
  三
  对于罗隆基等民国时代的“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他说:“此种自由主义如今只有美国的罗尔斯理论的增援,其特点都是:弘扬政治自由,而对产权自由有某种保留。其实今日之中国,不要说有社会民主倾向,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应当是自由之友,而非自由之敌。但问题在于:中美二国的社会民主倾向都表现在产权市场的规则问题而不是起点问题上。他们都生活在私有制社会里,又不主张劫富济贫强行‘回到平等起点’,当然只能在过程中限制自由以‘兼顾’正义。然而我们却是在一个由公而私的产权设定阶段,不平等的根源并非交易太自由,而是起点太不公。”由此,一些自封为正宗英美式保守主义者对秦晖不满了,斥秦晖的公正论是“左”;一些文学浪漫“左”派、文化民粹国粹派、经济民族派,对秦晖或犹豫、或愤怒、或示好、或偃靡了,他们已然割据到的话语市场,在秦晖一以挡百的稳健面前分明原形毕露、根基摇晃了。秦晖当然没有特别针对理论贩子们的兴趣,只不过在其对现实的冷静关注中,小贩子们的理论不期然撞到了并无火药味的枪口上罢了。
  秦晖先生痛斥了这样一些腐败说词:⑴“决不能把国有资产按某种规则公开公平地‘分配给职工和居民’,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产权变革都可以大行其道。”(现在即使公平分配给民众,怕也终于只剩下些骨头碎肉了)⑵“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成心腹之患,需严加打击,而“官僚资产阶级”仅仅是“萌芽开始出现”而已;平民私有化不可行,权贵私有化则可以大搞;平民资本是洪水猛兽,官僚资本则不足为虑。(2000年夏徐友渔先生简直是呼吁说:不能停留于80年代“左”、右话语中了!“改革”已成为“萌芽”的沃土了!)⑷产权改革对平民应“卖”,对官僚则“分”――不明晰的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的办法“双方交易”成本低,故买好;“分”是一种“公共决策”,成本高,故卖不如分。秦晖先生坦承:为消灭“国家主义”、“国家万能论”,人们应警惕权力在过去一番化私为公的集权化之后,忽啦啦接着来化公为私,完成由旧权贵到新权贵的“原始积累”。一度时期来,人们在争论着国有股应当以发行价还是净值价抑或市场价减持的问题,受秦晖的启发,我则更关注国有股减持后利益归属的前景问题,我也有一分的国有股啊,好不让人们神伤!
  对指望从祖宗那里接氧以续文化传统的新儒家们,秦晖先生明快指出:“各派新儒基本上都是形而上层面的道德心性之学,而没有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理论。即便像余英时那样最自由主义的人也如此。这对他们这些海外学者来讲并不足怪,因为制度层面的自由主义那里已经有了,要就制度发言的话可能就是批判了。然而我们不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不能没有制度层面的内容,试想如果西方自由主义没有斯密与洛克而只有休谟与康德,那还成其为自由主义么?”这样淡淡一句,使我这喜欢西方哲学的科班发愣了。难道不是么?坦白交待,到如今我在本社区思想友人中发起的唯一一次讨论,就是关于“胡适与鲁迅”的比较,那时我还在想:为什么充满人文精神的秦晖先生,分明对哲学也相当熟悉,却没有一篇作纯粹形而上讨论、表现纯粹人文精神的文章呢?联想到世间多少学者忙碌着的,包括我自己曾经忙碌着的那些,真是虚掷光阴、徒耗人生啊!坦白说,我是干脆劝年轻朋友不要碰什么尼采、海德格尔之类的,我坚信,现代理性或者科学主义之偏,是不可能通过什么神秘晦涩、天马行空的言说(包括所谓哲学的文学的甚至伦理学的批判),得以纠偏补救的,离开权力结构的改善也即制度的试错性建设,其他的那些或许只是古老清谈的延续,其实无济于事,尽管谈论者可以借助于才气,俘获到赖以谋取资源的受众,但例如“后现代主义”肯定是不结果实的浮艳文本。“没有斯密与洛克而只有休谟与康德,那还成其为自由主义么?”还有比这更清醒明白的智慧论断么?休谟与康德已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了,可是,我已经说过,难道一部只有上万字的人权宪章,不是比本乡千百小教授们的字纸更有学问、更有智慧,更关乎我们的生活幸福吗?难道还有比此生的尊严与权利从而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么?我观秦晖不多的随笔,看出来他也有文字方面的才气,有才气者而能致力于“沉闷”的现实问题探索,而不分心于趣味至上的读者市场,这需要怎样的克制、毅力于品质的坚持呵!
  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国新左派以及一些关乎重大中国问题而在西方学界有影响的学派、观点,秦晖先生都有主要局域性的精到辨析、批评。例如他指出:“从葛兰西、卢卡奇直到法德西马虽然与斯大林传统有矛盾,两者的距离却要比马、恩(尤其比被西马批得最多的恩格斯)列、斯的距离近得多。……”我读了惊出一身汗!难怪对说了两声“立人”的鲁迅,对当年的人道主义呐喊,我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新想法,原来我是对现代制度觉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啊!有人说,民主自由制度吗都是些技术操作系统而已,非也,关于人生社会的思想学问之荟萃、精所也!
  秦晖说处于转型期的“这类国家需要的不仅是个有限政府(就政府职能而言),还需要是个民选的、可监督的政府。”因为这政府在主导着以“分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没有民选、监督,它必然会成为抢劫主犯!因此,“自由主义者不能不强调民主与(起点)平等。亦即:自由主义者在这类国家会天然地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反过来也一样。当然他们以后会分手,但这是在以后。”“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倘若在不平等也无民主的条件下通过了‘起点’,又该怎么办?这是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斯托雷平改革(与当下的本乡处于某种同构阶段――引者)之后出现了1917年2月(孟什维克政府――引者)的民主化,结果是一场大清算之后重建了更加强化的公社国家,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毁于一旦。(如今的新老左派或存此循环之念,而新权贵们其实正为他们努力创造着社会基础,尽管非其主观愿望――引者)自由主义者最怕出现这种局面。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能不有所设想么?”我有个朋友经常跟我一锅煮地批评新老左派、社会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农民造反主义、激进革命主义、清算追溯等等,他对公正、正义不以为然,指为浪漫的幻想,我请他好好读一读秦晖,可惜他脾气不好,也忙,只好由着他。我只知道本乡的变革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权利,不能够按新权贵们的利益驱动变――如此,中国肯定不得安宁,顶多是动乱的灾难迟到一些而已!
  
  四
  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中年学者之一,秦晖的话语境界是需要论一论的。这方面秦晖自己的表达也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据秦晖自述,80年代他关注问题,90年代 “却由‘问题’转向‘主义’”,我以为这一自述并不准确,因为在我看来:第一,90年代的秦晖不但没有离开问题,而且是在问题中陷得越来越深了;第二,秦晖的介入主义,并非因为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主义,而是他发现了驳杂的主义云云中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专谈第二点(第一点即使是秦晖的“辩友”也是承认的)。
  倘抠着字眼说话,主张紧扣现实问题并非秦晖的特质,即使是哲学甚至宗教的高蹈言说,有几个不称自己是紧扣现实的呢?秦晖强调的是紧扣“真问题”。“只有真问题,才有真学问”,是秦晖肯定另一位重要女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说的,也可以看作秦晖自励的铭言,曾颇受误解、物议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关于“真问题”的“真”的尺度何在,不难从秦晖的焦虑中得到明确的索解,至于人们承认不承认,自是另外的问题。不管别人怎么看,用又一位重要学者朱学勤的话来说,秦晖是“问题中人”,我则要添一字:秦晖先生是“真问题中人”!众所周知,“真问题中人”恰恰是在晚近几年才凸显出来的。
  有的社会好谈主义,是因为正义谈不得因而稀缺着;有的社会相反,那里只有围墙里的好谈主义以逞学问之能事,围墙外则因为详备的规则成为人们的自觉依从,主义没有了用武之地。你看到过正宗的竞选辩论主义来主义去的么?胡适说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秦晖是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即便谈主义,也不过是谈“现实之镜中主义的捉襟见肘”。这时――请注意:秦晖不是从问题论主义,而是从“主义的问题”求正义。秦胡之别,乃由于同一价值取向的清晰程度不同――秦晖更明澈自觉!
  有人说秦晖是自由主义者,我自己也曾这样认为,但现在我当然没有标签欲了,因为秦晖看到了这一“最不坏的主义”仍存在着对本乡的“隔”。其实,自由与主义合起来是病语,争自由何必扛个主义呢?朱学勤说“先自由而后才是主义”,其实,若先自由了,后则不必主义了。同理,秦晖也不是“问题主义者”,谈问题何必添主义之蛇足?
  秦晖不谈主义,但却认认真真参与了“‘主义’之争”,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问题焦虑,以至他对“论友”们的“主义”也抱有殿后性的审慎。于此,秦晖有几篇重要文章可资参证,这就是:《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乌托邦》,《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从“桑巴特问题”看美国案例》,《评李普塞特新著〈美国例外论〉》,《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重要自述,但标题错误),尤其值得精读的是他的纲领性近作:《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二000年第五期)。限于篇幅,这里只从此纲领性近作论证秦晖先生在“缠绕”中也不慎误认了自己。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是一篇集中谈“主义”的力作,但毋宁说更是一篇谈“主义之问题”的力作。这篇纲领性近作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近年来“主义”之争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都要从语境加以审查!
  与往常一样,秦晖的审查辨析不带学究气,注入的始终是问题意识。这里我要顺便贡献一条阅读秦晖的经验:不怕看不懂、看不进,只怕看得快、看不细,关键看你抓其问题脉络的心情――注意:是心情而不是本领。秦晖的表达是“压缩饼干式”的,别人要写得很长的,他几句话拎起而且浓缩进了相关问题。先看他论左不左的问题: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
  认真的读者读了几句话就想到了:我们的中式左派在社会党面前是什么玩艺!我们的新左派在吉登斯面前又是什么玩艺!关于“新左派”,他说: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浪漫地取一个折中。这表现在他们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
  再看他论自由主义:
  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
  认真的读者一定又就想到了:我们的保守主义要么是国粹派、要么是威权主义、要么是与主流话语调情的镇制稳定主义!连英国议会式的托利主义都赶不上的,更不待说与美国强调个人自由的保守主义并论了!而确实也有一些不顾党政企之权力寻租关系的现实,只是抱着经济中心主义的市场化意念,盗用自由主义的伪自由主义者,他们也与例如朱学勤宣明的“先自由后主义”实为风马牛!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秦晖,对一些问题我自己则不知还要困惑多久的。尤其让我汗颜同时也让我十分感激的是,秦晖启蒙我这个哲学“科班”走出了对“新马”的暧昧心态――
  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西马”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颇感兴趣,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这些资源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据一些未能证实的消息说,(我本人表示完全不信)主流社会也有人在注意向西方“新左”取经了,即便如此,秦晖已有言在先――
  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这里的“更多”似应改为“基本”――引者)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过去的数年中,秦晖等学者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决不肯让任何花言巧语、胡言乱语将相关语境弄模糊了!他断然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
  
  五
  我想对本乡的思想界同仁说:秦晖的共同底线,是唯一正确的救危纲领,也是唯一中肯的建设纲领!所谓共同底线,就是从当下的问题求起码的也是基本的正义!这里没有丝毫主义方面的闲情逸致、好高鹜远,不过是从问题语境显影一下自以为是的学者们的主义谱系罢了。顺便也想模仿秦先生的思路说两句未必枝杈的程序问题。首先,程序如法即法,当先求善,恶法程序也繁且铁,唯惩善扬恶是图;其次,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来说,有程序正义未必有实质正义,但无程序正义则一定没有实质正义。
  近年来,我一直恳请身边的朋友们注意秦晖的冷静、焦虑与企盼,这里,我也不得不再一次向相识不相识的朋友们提出这一恳求,务请注意秦晖基于正义问题的底线正告――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不是说什么吃水不忘掘井人、鱼水情、报答大地母亲、普罗共享、大同共和么?那么,不说医疗费报销难、叫花子五不保了,这样的道理总该懂吧――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的所谓“交易先于权利”,实际的主张是或只能是公民共有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任意交易的,把诺齐克“获取的正义”也给否定了。秦先生愤然指出:如果产权是公共的,作为一个掌权者、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就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笔者注意到秦晖的正义陈词决非书生的一己论政,而是体制内也有知音与附和,2001年春《南方周末》发表秦晖谈“转制”文章后,陈清泰(没记错吧?)先生就在《中国经济时报》稍显温婉(难免)地参同了。
  不是要问自由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贵族的还是贫(平)民的么?那么,既然自由不是任性妄为、胡作非为,而是毫无疑问应当有限制而且是需要一些例如法治的强制,来保障弱者的自由不受侵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自由的有无还是自由的甘阳式区分呢?有人很激愤地指出:你看大款们多神气,连贪官都傍呢!这还不是贵族的自由么?错了,实质是钱傍权、商傍官,而不是权傍钱、官傍商!既然做起学问来都知道说自由就是做什么什么范围的事情,怎么能将贪官奸商、帘前帘后的权贵主义说成是自由呢?可见秦晖的小小本领并不易得,那就是用两只平常的眼睛、常识的智慧盯紧本乡的真面目!做小贩子学问可以,可千万不要“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杭州作汴州”。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中国问题意识”几个字在一般文人墨客、智商不低的浪漫才气型学者那里,是有无于云雾的,但对公民型、问题型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思想学问的生命所在了!因为: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
  据说,新左派是很讲民主的,大概政治民主已经很好了,所以他们搁下了政治民主;他们后顾而又超前性地关心起经济民主乃至文化民主来。在产权改革问题上,警惕私有化的“新左派”(不妨碍他们给与意识形态很好的“民间”合作)学者,为限制产权明晰化(不妨碍“监守自盗”的肆无忌惮),主张所谓“民主治厂”(不妨碍习惯成自然的“后全能寡头民主”),并且主义癖地将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名之为“后福特主义”。实际上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笔者所以要在这里又让脆弱的善良者们感到絮叨地转述秦晖先生,原因在于:在受到秦晖他们启蒙后的我看来,没有现代财产权而欲求经济民主,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都证明,结果只能是公产官占的“一长制”!而掌握在“命官”手中的公共资产肯定是“想给谁就给谁,非常可怕”!
  在秦晖的这篇重要文章中,他又一次思想性地集中概述了苏俄事变前的百年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总结(此处为缩写):
  到1905年以后,当时的社民党人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10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却批评社会革命党,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不是有新左派或者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不耐烦地对公民型知识分子们这样说么:不要说什么极左非理性了,只要扛起毛泽东主义、平等主义来,管你什么意思,老百姓和年轻人们就响应,这就是现实!秦晖作文无闲笔,他所以对主义之争高度关切,由此可以明了!顺便告白,笔者曾给秦晖先生去信,清他谈谈“俄罗斯问题”,后来我发现他们夫妇原已顾及,而一年多后,终于《战略与管理》二000年第六期出现了夫妇联手揭露俄罗斯伪大众私有化的文章,这篇力作深刻驱除了久久积压于我心头的浓浓迷雾,使我坚定了先前不那么有把握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彼此彼此”这个词在中俄之间仍然有效!
  当年的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请记住秦晖先生指出的“阁下的危难”: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出于对真问题语境的异常清醒,秦晖不得不又一次“横站着”呼吁了――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他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他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他提出“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不负责任的道德煽情,他提出“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而同时,秦晖先生又不得不逆风拉底线,因为在前计划经济国家,私人产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以“劫富济贫”来实现“起点平等”这样的前提,它只需要防止“抢来本钱做买卖”就可以做到起点平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竞争自由、个人权利。反过来讲,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选择代理,监督交易就不可能有诺齐克正义,这样,自由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民主与起点平等原则。总之,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比传统私有制国家更易取得一致。而它们与民粹主义、寡头主义的斗争才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真问题。
  
  可见,秦晖介入主义之争,其意不在看中了谁,而在于透视主义们对于“中国问题”的关系,我说他并没有离开问题一步不是比他的自陈更准确么!正是这样:从秦晖2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这个来自壮乡“自学成才的山中南蛮”,就是一个天生的“问题论”者。愿关注中国的人们认真注意秦晖提出的问题与从中索求的主义――不,是正义!愿“秦晖底线”真正成为祖国的福音!
  
  2001年1月初稿,2001年12月1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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