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勒斯VS奥康纳:心是孤独的猎手(转载)

麦卡勒斯VS奥康纳
  
  
  在阴沉的雨天,去看两次果树开花。
    
  某一天,我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中译本《飘》里,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当时美国南方遭受的苦难。除了女主人公斯嘉丽美丽、坚毅而多变的个性让人着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位南方作家笔下的北方佬,他们简直就是超级大盗,对亚特兰大的洗劫,不亚于日军侵华时期对所到之处的扫荡。米切尔鄙视地称北方士兵为“北方佬”,这就是美国南方作家普遍的姿态:在饱受创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难免有对过去咬牙切齿的缅怀和伤感。在这块风雨飘摇的土地上,还诞生了尤为特别的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和弗兰纳利奥康纳。
  
  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这是第一个发明可口可乐的药剂师的故乡,玛格丽特米切尔也诞生于此。麦卡勒斯出生四天后,当地的报纸就发布了这一消息:“某某夫妇上星期一迎来了一个女婴的出生,许多朋友前往道贺。”再交代:这个太太即过去的某某小姐。在美国女孩嫁人就要跟夫姓的,细心的报社编辑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镇子小的好处,谁都知道你是哪家的,住哪,什么姓氏,要是走丢了自然会遇上好心人把你原路送回。
  长大后的麦卡勒斯性格不被大多数人喜欢,这一点就像与她同时代的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两人都天分超凡,嫉妒而孤僻,却又渴望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们生来便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善于在文学里制造一个扭曲又真实的世界。普拉斯陷于恋父情节中不能自拔,即使生活是明朗的,她也会有意无意让自己处于一种不幸的臆想中。最终她是吸煤气自杀死的,终年30岁;而麦卡勒斯的人生就像是搭建一件玩具,尤其体现在她对婚姻的态度上。结婚、离婚、复婚,这些全在她的游戏念头里。因为是一个双性恋,她可怜的丈夫被她拖着,一同陷于酗酒和狂欢中。痛苦解脱不了,他在吞噬了大量安眠药,死于异国他乡。不久以后,麦卡勒斯本人也在被病魔折磨地支离破碎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
  在麦卡勒斯出生前,她的母亲就信了神灵的启示,坚信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天才,所以等她出生以后就特别的宠爱。这就助长了麦卡勒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她虚荣、暴躁、不合群。即使她从小体质不好,也被看成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征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乃是天才成长之路的重要一环。然而,大凡虚荣心极强的人,也常会被巨大的自卑感困扰。麦氏又瘦又高,13岁就长到5英尺8英寸,大约是1.73米,在如今的社会,这是能发展成名模的好苗子,但那时小镇的审美水平还很落后,身高的原因,使她显得落落寡合,有时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对于身高的恐惧,让少女时期的麦卡勒斯把自己等同于残障人群中的一员。她诅咒而愤怒,甚至幸灾乐祸地亵渎自己的身高,在她出名的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富有的老处女爱密利亚小姐就是个这样干巴巴又倒霉的高个子;《婚礼的成员》里十二岁的弗兰淇也在为身高发愁;《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少女米奇也担心个子还会再长。麦卡勒斯就这样把自己的生活情感,忠实地搬到她的作品中。她自己也承认,小说里每一件发生的重要的事情,都是她的真实生活。
  她的丈夫马文长相俊美,却是最邪恶的人,他兜里总揣着一只风干的人耳朵,仅仅为了好玩,没事时他剁松鼠尾巴,糟蹋县里年轻漂亮的姑娘。马文虽从小被好心人养大,但童年时受过父母的彻底抛弃,仇恨使他的内心阴暗。麦卡勒斯写道:然而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细嫩的器官。冷酷的开端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会萎缩成这样:一辈子都像核桃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
  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饶舌的麦氏,并不喜欢在小说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是偶尔跳出来自己说几句漫不经心却很重要的话。我钦佩她的才华,对她的爱情观却不很赞同,就我知道的女性朋友,大多是喜欢被爱的,麦卡勒斯是个个例,在现实生活中,她就是一个陶醉于追求的人,她希望她的文学世界按自己的喜好规律行事。她疯狂地追求惹她心动的一切,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小镇广场上的一场畸形人表演。很多文学作品把爱情当作了拯救罪恶的良药,麦氏打破了这个老生常谈的神话,她想说的是爱情能拯救邪恶和人格缺陷?是的,但这样的爱情不存在。
  艾密利亚小姐有着和她父亲一样孤僻的个性。比如他父亲会闯到人家家里去拖出来一架缝纫机抵欠他的债,或者是卷入一场官司,现在这些也缓和了。艾密利亚小姐一向对弱小的事物很关注,比如免费弄一些药给镇上的人治病,对小孩特别细心,大人喝苦药孩子喝略甜的药,她简直成了菩萨的化身。但要有人找她治妇女病,她就张口结舌、束手无策了。她会像修女一样,脸色因为羞愧而发暗,会做出不安的下意识动作,会弯着颈子,无地自容。她害怕和憎恶强大、健康的事物,恋爱中的好青年马文就是个倒霉的例子。因为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不正常的精神世界。她怜悯、爱慕弱者,那些残缺的人让她感到自己被别人所需,她从李蒙身上找到了自己。李蒙走进艾密利亚小姐的生活,正是迎合了她的心灵所需。僵化的心灵遇到温和的阳光而变得柔和了,她学会了讨好李蒙,接受他的建议把店名改为了咖啡馆,改名后,店里的生意更好了。只是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镇子上的人好奇地议论纷纷,有人猜测一高一矮的两个男女,共处一室有没有肉体接触,麦卡勒斯在小说里没有写明,也就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
  她还送给李蒙相当于定情物的宝贝――她的两颗肾结石。在这个平常人眼里觉得恶心的东西,艾密利亚小姐却把它当成与可怕的手术可以等量交换的礼物,加以顶礼膜拜。所以说艾密利亚小姐也是个相当有怪癖的人,她看重的往往是人们所不关注、抛弃的。我在王小波的一篇杂文里读到,民国时,一位前清的遗少把玩一件珍贵的国宝――放在手里把玩,还拿来刮鼻子,就差含在嘴里――原来这国宝是古人大殓时夹在屁眼里的石头。因为虔诚所以它就是正常的,被人所接受。就像男人爱上男人,女人爱上女人,只要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有人就好炒作而扭曲艺术,打个比方:有个大学生非得雕出一个赤身裸体的王小波,并让死去的王老师露出阳痿的肢体表情,其实此一脸颓丧的王老师并非彼声名显赫的王老师,两者没法儿等量齐观。更吓人的是,他还把这尊雕像送给李银河教授。作为王小波的妻子,不接受这份哗众取宠的“礼物”,那也是毫不奇怪的。
  
  貌似稳定的状态,在马文获准假释回来的那天就被打破了。艾密利亚小姐说了这么一句狠话:“他那只臭蹄子可别打算踩进我的地界。” 这句话暴露出了她内心的虚弱,其实她很害怕马文回来复仇。然而,在见到高大英俊的马文的第一眼,李蒙就被对方震慑住了。马文身上的气质正是李蒙所崇拜的,他那些胡作非为的经历,也是他不具备的。李蒙像小石头爱上头顶的参天大树似的,暗恋上了马文。艾密利亚小姐愤怒、失落,最后决定跟情敌马文决斗。这个时候,她还没确定李蒙爱的是被她抛弃的马文,所以她信心百倍。在决斗最关键的时候,眼看艾密利亚小姐就要胜利了,突然李蒙出手了,他从十二英尺远的地方纵身一跳,骑在艾密利亚小姐肩上。这个只有四英尺高的小侏儒情急之下,居然跳出了高他身高三倍的远。李蒙成了马文的帮凶,打败了可怜的艾密利亚小姐,艾密利亚小姐内心世界唯一的精神支柱坍塌了。
  故事讲到这里,我几乎能看到麦卡勒斯趴在桌上写作时,一定沉醉在自己编缀的快乐中。她恶作剧地让普通人眼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也许,这跟她童年时常看畸形人表演有关。从健全人的眼里,看非健全人靠表演自己的缺陷而谋取生存,这种奇幻、异样的感觉,一定在小麦卡勒斯的心里引发了某种化学反应。在《婚礼的成员》一书里,麦卡勒斯就借少女弗兰淇的记忆回顾了一次难忘的观演经历:所有的怪物都让她感到害怕,她觉得他们都在向她张望,试图用眼神和她交流,仿佛在说:我认识你……对于成长期的孩子,这的确是又害怕又兴奋的经验,而这感觉会伴随着时间储存在记忆中。麦氏在写作前就已经决定和她好奇的阅读者们分享了,这些纠结在她脑海里的形象不再因为神秘而狰狞,而是因为公开化而变得滑稽可笑,发人深省。侏儒李蒙就成了这个悲喜剧的代表,麦卡勒斯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部精心引诱读者的漫画集。我就看过一幅漫画,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蹲在一只铁笼子里,一只猩猩正得意洋洋地笑着,手指套着一串钥匙,它穿着人的衣服,站在笼子外面看着那人嗷叫的丑态。其实,李蒙就是那个手拿钥匙的猩猩。一个小小的并不高明的花招,就可以把麦卡勒斯骗得团团转,彻底地失去了自我。
  荣格说,麦卡勒斯的作品是“一座没有彼岸的桥”,这句话改成:她的爱情是一座没有彼岸的桥,也是对的。麦卡勒斯自身一团乱麻的双性恋问题,让关心她的人们不安、头疼。不同寻常的个人情感经验导向了她的文学写作的特殊性,也成就了一代经典作家的不可模仿性。在23岁写的第一部长篇《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麦卡勒斯开篇就写道:“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这样丰富而又简约的句子,是最高明的作家才能顺手拈来的神来之笔,除了天赋,没有其他解释。小说涉及了同性恋中的单相思的命题。两个哑巴男人,其中一个哑巴深爱着另一个,另一个却只是懵懂。麦卡勒斯和安妮玛莉之间,也是如此。麦卡勒斯把刚出版的《金色瞳仁的映像》题献给她。她常念叨:“如果一个人非常崇拜你,你会鄙视他不在乎他――你乐意去崇拜的人恰恰是不注意你的人……”。作为爱者,她体会到的是能将她粉碎的空虚与孤独。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不会有任何我的传记吧,原因只有一个,农舍和养鸡的庭院间能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呢?”也许她说这话的时候,正有人拿她跟麦卡勒斯相比。的确,麦卡勒斯死后没多久,一位女性传记作家历时7年、用了57万字的篇幅,记录了她生平的点点滴滴,包括她的病情记录:15岁开始得了风湿热、半瘫、切除右乳,到50岁脑出血死亡。麦卡勒斯的作品,就和她的生平一样趋向老辣、厚重。而奥康纳的小说是邪气得近乎天真的一种。
  
  短篇小说《善良的乡下人》故事发生在主人公乔伊家,乔伊的妈妈雇了一位喜欢刺探别人隐情,又喜欢炫耀的乡下女佣人,这个女人在奥康纳的字里行间散发着让人熟悉又厌恶的气味,在三十二岁的残疾老处女乔伊面前,她从不让嘴巴闲着:说她女儿很争气,红头发的十八岁,有多少多少男孩子追,金头发的十五岁,已经结婚有身孕了,每天要吐好几次呢,今天吐了几次,明天吐了几次……就这样还算能让人容忍。奥康纳不动声色地写道,这个女佣还对于神秘的传染病,外表看不出的残疾,孩子受到骚扰等等这类事都有特别的喜好。至于疾病,她喜欢那些慢性的或无法治愈的。女佣显然是个内心扭曲、阴暗险恶的家伙,但乔伊的妈妈生性麻木,你也不妨说她看破了尘世,因为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本来如此,别人也有别人的想法嘛。
  我猜想,奥康纳生前一定被某只挥之不去的“苍蝇”困扰过。她的另一篇短篇《好人难寻》,也写了一个讨人嫌的老太太,她非得絮絮叨叨把一家六口人带到子虚乌有的地方,非得空洞地跟歹徒“格格不入”谈圣经谈做好人,惹得“格格不入”恼火,最后毙了他们一家人的性命。然后,“格格不入”还对同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
  接下来,一个卖《圣经》的乡下小伙子来到了乔伊家。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伙子介绍说自己现年十九岁,家庭如何遭遇不幸,而卖圣经是为了让“丧失魂生命的,将要得到魂生命。”这敢情是为人民服务呢!乔伊的妈妈忙说,“善良的乡下人才是世上的盐呢!”小伙子巧妙地“透露”了一下隐私,他说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有可能活不长了。乔伊的妈妈听了差点流出泪来,女儿乔伊也是如此呀。于是留小伙子在家吃了饭。不知奥康纳本人有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恋爱。我听说,28岁的她曾爱上丹麦裔的一个小伙子,但在30岁那年,因为疾病她得到了一个自嘲为“全欧洲最漂亮的拐杖”,还得到对方的消息说他在丹麦结婚了。所以,奥康纳的作品和她的情感生活一样,面对残忍的命运,总是持有一点点天真一点点期待。
  他们约在一个很少有人去的谷仓见面,小伙子手里仍拎着过去装《圣经》的箱子。两人坐到草堆上又热吻起来,小伙子耍赖起来要求乔伊:你得说你爱我。这时乔伊的心已经有点被融化了,但她仍理智地说救赎之类的话,然后坦白自己真实的年龄和学历,她是动真感情了,不想欺骗能让她把污水喝成伏特加的人。小伙子继续得寸进尺地说,你说爱我那你的证明呢,要不,你给我看看你的木腿接在什么地方,我就相信你是真的爱我了。这时轮到乔伊受伤了,她护着自己的木腿像孔雀护着自己的尾巴一样,平时自己几乎都不忍向它看一眼,但男孩子用良久注视和一句肉麻的话震动了她,他说,因为,它让你与众不同。你和别人都不一样。这一回,真要命,乔伊的爱情果真来了,这一席话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又照顾了她身体残缺的羞耻感,她甚至觉得这个男孩子身上有种超出智慧的本能,这触动了她的真诚。于是,她对他彻底投降了。
  小说的高潮部分,小伙子把乔伊的木腿一脚踢到她手够不到的地方。来吧,我们来好好玩玩。他哄着她说,我们还不太了解彼此呢。乔伊气得脸发紫,骂他是个“基督徒”,然后男孩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了。说我不信那种垃圾,等等。然后,他把她的假腿放进了他的木箱,眼神里没有了装出来的仰慕。在这里,奥康纳借乔伊的“骂”表达了对基督新教的反感,“南方的宗教是各管各的宗教,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觉得这种宗教痛苦、感人并滑稽地残酷。”这是奥康纳生前对当地宗教的感悟。
  
  有专家把这样的小说归纳为恐怖小说或哥特式小说,奥康纳认为自己的小说属于“天主教现实主义”。 天主教一向鼓励信徒通过修心去获得个人感悟,亦即得到“天惠”,这跟奥康纳小说由邪恶开始、赎罪结束相吻合。笔者曾在徐家汇住过一段时期,时常到衡山路的天主教堂去聆听教义,从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天主教的事件和思想,对奥康纳个人的宗教反省意识也就多了几份理解和欣赏。她近乎执拗地在死亡与宗教的背景下展开故事,她说,“对于这个世界,我只重视它与基督赎罪的关系。”、“不管这个故事多么有趣,它总是给我们一点有关死亡的消息。”她同时也说道:“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 她用自己信奉的天主教教义解释一切包括小说,不由不让你心生遗憾。
  奥康纳在她短暂的39年生命里,一直未婚。在红斑狼疮复发时期,她拄着拐杖,住到舅舅的“栗色山庄”的农场里,在这里除了写作,就是饲养孔雀,慢慢地,孔雀变成四十只了,她又增加了珍珠鸡、鸭子、家鹅、天鹅和鸡……这说明,奥康纳一直在尽量让自己活得健康。但她说,“死前患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觉得没有患过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这话又像是在炫耀,虽然人活着难免生病,但也无需乞求疾病,这就好比森林里的树木,无需为了得到啄木鸟的医疗,也无需为了让啄木鸟吃到它们皮肉里的东西,而非要生虫子,弄得凄惨兮兮的。它们完全可以享受阳光和雨露的恩典,再把这些传递给动物和人类。
  在短篇小说《人造黑人》里,奥康纳写道,真实的黑人和石膏做的黑人同样可笑无理,同样丑陋并在白人世界里遭受冷遇。小说里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在一个郊区,有一个捧着西瓜的黑人石膏坐像,不光看不出年龄,也没有眼珠,白人爷爷教导孙子说,“这里没有多少黑人,所以他们只能塑一个。”这句话看似反映种族歧视,其实显出了黑人的笨拙和愚蠢。奥康纳后来频频解释:“我想通过人造黑人所暗示的是,黑人遭受的苦难赋有赎罪意味,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她把黑人比成了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世界。奥康纳自欺欺人地用天主教教义给自己寻得了安慰,她同时为当时悲苦的黑人找到了这样一条自慰,其实不妨说是自残的道路。她在《善良的乡下人》里也借乔伊妈妈的口发出讥讽:“……把圣经卖给那边的黑人,他(卖圣经的男孩)的脑子太简单了。”作为天主教信徒的奥康纳,看似给黑人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弱势的黑人群体是不是真能因为上帝降临的赎罪意识,在不平等没有人权和自由的国度,不再反抗,坦然接受死亡和暴力的“天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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