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

   一九二九年,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深深打动了,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他立即决定出版。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示,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
   一经出版,《大卫格德尔》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乃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反犹作家罗伯特布拉西雅克――都给了她高度褒扬。生于基辅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除法语外,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并且,她还懂意第绪 语,我们在她一九四零年所著的《狗与狼》中能够感受得到意第绪语的痕迹。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零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意第绪家族。她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其希伯莱姓氏为雅利安)的家庭来自乌克兰一个叫做内米洛夫的城市,该城市是十八世纪阿西迪姆主义运动 的一个重要中心。内米洛夫家族从一八六八年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开始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一八八一年,沙皇在伊丽莎白格勒掀起了追捕俄罗斯犹太人的巨大浪潮,并持续了若干年。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早先做稻谷生意,四处旅行,而后进入金融界,积聚起可观的财富,成为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在雷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沃罗内商业银行董事长,莫斯科联合银行总裁,彼得堡商业私人银行理事。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地势较高的街区买了一座豪宅,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周围是花园与椴树林。
   在家庭女教师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已经开始写作,绝望地反抗着,内心对母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一种激烈反抗,这种母女之间违反人伦天性的关系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孤独之酒》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句子:
   “她从来不干脆地发出‘妈妈’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这两个音节从她紧闭的双唇间颇为困难地被挤了出去;发最后那个‘妈’的时候,她几乎只是咕哝了一声,而且速度很快,是她好不容易从心里拽出来的,带着一种暗暗的、隐隐的、小小的痛苦。”
   “母亲的脸因为狂怒而抽搐着,离她越来越近;她看见了母亲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充满仇恨的双眼,闪闪发光…”
   随着《舞会》,《易莎贝尔》和《孤独之酒》的出版,复仇终于达到圆满。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并不否定东欧的犹太文明,她的祖父母(雅各夫马尔居里斯和贝拉丘吉德洛维奇)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尽管家族有了钱之后,他们远离了它。但是,在伊莱娜的眼里,对于金钱的操纵,积聚由金钱堆砌起来财产都是不名誉的行为,虽然在她的少年时代,包括她成年以后,过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竟是如此一种对自己的仇恨!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平衡之中,首先她接受了犹太人属于低价值的“犹太种族”的观念,在她看来,犹太种族的种种区别性标志十分容易辨别,尽管,我们无法用三十年代“种族”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后来纳粹德国普遍所指的那种含义来谈论人类的种族。下面就是她作品中按在犹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某些用来定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体组合的词汇的选择:卷曲的头发,弯鼻,柔软的手,钩状的手指和指甲,茶褐色、黄色或是橄榄色的脸色,接近黑色、油光光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发黑的厚嘴唇,苍白的面颊,不整齐的牙齿,总是一动一动的鼻孔,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们的贪得无厌,好斗的性格,歇斯底里,以及他们在“买卖蹩脚货、炒作外汇、做旅行推销商、做冒牌礼服或贩卖军火的中间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天赋。
   也就是说,内米洛夫斯基对与犹太精神、对于东欧犹太文明的丰富与变化一无所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为《犹太世界》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她说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回应那些将她看成是犹太民族的敌人的人说,在《大卫格德尔》中,她所勾勒的,不是“已经在法国已经扎了根,生活了几代的法国犹太人,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的确不存在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所勾勒的是“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金钱的爱代替了其他所有情感”。
   《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一九二五年在比亚里茨开始创作的,一九二九年完成,小说叙述了格德尔――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史诗般的一生: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达到辉煌,接着是银行突然间全盘崩溃。还有格德尔渐渐老去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女人生活奢华,总是问他要更多的钱,好拴住情人。这个证券界曾经的巨无霸彻底被击垮了,斗败了,重新变回年轻时在奥德萨的那个小犹太人。突然,出于对那个姿色平庸、举止轻薄的女儿的爱,他决定重建自己的财产。在成功地完成最后的搏击之后,他精疲力竭地死去,在一艘飘荡在狂风巨浪里的货轮上,他迸出了几个意第绪语的词。一个和他一起在辛菲罗波尔 登船前往欧洲、希冀着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听到了他最后的叹息。就这样,格德尔也算是在自己亲人的陪伴下死去了。
   在俄国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生活奢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离开乌克兰,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比亚里茨,圣-让-德-吕兹,昂代伊 或是天蓝海岸。伊莱娜的母亲住在宫殿里,而女儿和家庭女教师却寄宿在别人家。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住在圣彼得堡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他们一九一四年就搬来这里了。“房子(…)的建筑方式非常特别,从前厅可以望见另一头的房间;通过打开的一扇扇大门,可以看到白色和金色相间的一连串的客厅,”在那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小说的《孤独之酒》里,她这样写道。对于俄国很多作家与诗人来说,圣彼得堡是一座神秘的城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只是阴暗的、白雪覆盖的街道,还有从散发着腐朽、恶心味道的运河和涅瓦河上吹来的刺骨的寒风。
   从外面的街道上看不见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藏身的这所房子,房子嵌在周围其他高楼之中,而且还带着一个院子,前面又有一座地势比它高的房子挡着。除此之外,房子还有另外一个圆形院子,有另外的一座房子挡着它。等到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伊莱娜便偷偷地下去拣弹壳。五天的时间,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就躲在这座房子里,靠一袋土豆,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维持。趁一次暂时停火的机会,
   伊莱娜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安宁与平静的时刻。她成长为一个女人,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开始写散文诗。俄国的情况越来越糟,布尔什维克离他们也越来越近,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到达瑞典。他们在斯德哥尔摩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伊莱娜一直都还记得那里,记得在春天的花园里突然盛开的淡紫色百合。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索邦大学注册,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文学学士的学位。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卫格德尔》并非她的最初尝试。她进入文学界是从她所谓的“滑稽小故事”开始的,她将稿子寄往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出版的半月刊插图杂志《异想天开》,杂志采用了她的稿子,付给她每篇六十法郎的稿费。接着她又将一篇小故事寄给了《晨报》,《晨报》也采用了。然后是寄给《自由作品》的一篇小故事和一个短篇,再接下去就是她第一篇比较长的小说《误解》――写于一九二三年,她十八岁时――,一年以后,又有了一个短篇《天才儿童》,后来更名为《神童》,一九二六年二月刊登在《自由作品》上。
   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危机之后,孩子成长为少年,他失去了童年时代可以用来装扮自己的优雅,觉得以前给自己带来一切的那些歌谣和诗歌根本毫无价值。他想在阅读中寻找灵感,但是文化不仅没有让他成为天才,相反却毁了他的特性和本真。于是公主就像丢弃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一般抛弃了他,伊斯马埃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故乡的世界:奥德萨的犹太区,回到他的贫民窟和陋室之中。但是在这个已经被贵族同化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人认出他就是以前的伊斯马埃尔。遭到亲人的抛弃之后,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栖身之所,只能投身于港口的腐水之中。
   在法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活色彩没有那么悲苦了。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很快就融入法国社会,在巴黎过起了一种大资产阶级特有的光彩夺目的生活。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豪华的海滨或乡村度假。伊莱娜喜欢动,喜欢跳舞。她在各种节日招待会间跑来跑去。她承认自己喜欢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时候她还去赌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度过了彻底疯狂的一星期:从一个舞会跳到另一个舞会,现在我还有点醉呢,几乎认不得应该走哪条路。”
   从尼斯回来后:“我不乖…想要改变…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夜里,就在我们住的内格莱斯克酒店有一个盛大的舞会。我就像个疯子,一直跳到凌晨两点,接着,我和人在冷风中调情,喝着冰凉的香槟。”几天以后:“舒拉来看我了,给我上了两小时的道德课:我似乎有点过分了,像这样把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的…您知道我把亨利给甩了,那天他来找我,脸色苍白,双眼失神,一脸恶毒的样子,口袋里揣着把枪!”
  
   内米洛夫斯基家的朋友有特里斯当贝尔纳和演员苏珊娜德沃约,与奥勃朗斯基公主也经常往来。伊莱娜在一些温泉城治疗过哮喘。有电影制片人买下了《大卫格德尔》的改编权,后来,影片由哈里波尔主演,于连杜卫维埃执导上映。
   尽管声名鹊起,挚爱着法国和法国上流社会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能够得到法国国籍。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同时也是因为十多年来社会上的反犹主义烈焰一直在熊熊燃烧着――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说成是存心作恶、唯利是图、尚武好斗的入侵者,他们热衷于权力,煽动战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决定和孩子们一起皈依基督教。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她在巴黎的圣玛丽教堂受洗,由内米洛夫斯基家的一位朋友,罗马尼亚的基卡主教长主持洗礼。
   一九四零年十月三日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和司法上的地位低于他人,犹太人因此沦为贱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令以种族的标准对于法国政府眼里的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了清查,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外国人。米歇尔无权再在北方国家银行工作;出版社也要使其出版人员和作者“雅利安化,”伊莱娜无法再出版任何作品。他们俩离开巴黎,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伊西-勒维克的旅游饭店里,和他们同时住在饭店的,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士兵和军官。
   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的受洗证书毫无好处。不过小德尼斯还是第一次去领了圣体。后来,按规定必须佩戴表示犹太人身份的星形标志,德尼斯去镇里小学上学时都戴着这种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星形标志,缝在大衣上,十分显眼。
   米歇尔爱泼斯坦为女儿德尼斯写了乘法运算口诀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脑子相当清醒,她从不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将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她仍然读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东西。每天早饭后,她就出发了。有时她会走上十公里的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她开始工作。下午,吃过午饭,她再次出门,直到晚上才回家。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以及反犹报纸《格兰瓜尔》分别同意用两个笔名发表她的作品:皮埃尔内雷和查尔斯布朗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在伊西-勒维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她丈夫一样佩戴着黄色星形标志,写完了《契诃夫的一生》和《秋之火》――这两部作品到一九五七年才得以出版――,并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法兰西组曲》,幸而她还有时间为这部作品标上“终”这个字。作品包含两本书。第一卷《六月风暴》描绘了一连串的逃亡画面。第二卷名为《柔板》,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就在她被捕前不久,她意识到自己也许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她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她仍然在继续写她的笔记,与书同时进行。她将这些清醒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注解取名为《关于法国状况的笔记》。这些注解表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于法国人不抱有任何幻想,对法国民众面对溃败、投降时那种麻木不仁的可恨态度不抱任何幻想,对自己的命运也同样不抱任何幻想。而第一页上,她不正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吗: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她写道:“显然就是如此了,除非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在延续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不管好坏,但愿都结束吧!”她觉得眼下的形势只能是一系列的强烈动荡,能够致她于死地的动荡。
  同一天,她写了封信给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言辞之间让人觉得,她已经肯定,在这场德国人与其同盟军对犹太人的战争中,自己一定不可能存活下来: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宪兵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家的门。他们带走了伊莱娜。七月十六日,她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埃集中营。第二天,她被塞上6号车,运往奥斯维辛。她的号编在比尔克诺灭绝营,由于身体虚弱,她在雷维埃 停留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她被杀害。
  维希政府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将米歇尔也予以逮捕。他先是被关押在科佐,接着被关押在德朗西,有关他的搜查记事簿上记着,他被没收了八千五百法郎。之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被运往奥斯维辛,到的当天就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法国宪兵没有气馁,他们狂热地到处搜捕两个小女孩,想要强迫她们也承受父母的命运。她们的托管人非常机灵地剪下德尼斯衣服上的犹太人星形标志,将两个孩子送往边境的另一边躲避。她们还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接着又躲在波尔多地区的地窖里。
  而《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也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下。
  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和德尼斯从一个藏身之所前往另一个藏身之所,所有的避处都不安全,因而也都只能是暂时的:先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只有两个修女知道两个小女孩是犹太人。德尼斯有了个假名字,但是她总也习惯不了,老师批评她不守秩序,因为在课堂上叫到她的名字,她不回答。还有那些总也不死心的宪兵,这些宪兵觉得再也没有比找到两个犹太小孩送给纳粹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发现了孩子的踪迹。孩子们只好离开寄宿学校。她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德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孩子们藏起来的人不敢送她去看病,就用自己的土方松树树脂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她们不得不再次逃跑,身边一直带着这只理好的,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带走的箱子。托管人在孩子们登上一列火车前对德尼斯说:“把你的鼻子藏起来!”
  德尼斯救出了这本珍贵的簿子。她不敢打开,看到簿子在,对她而言已是足够。有一次,她想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太痛苦了。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在与手稿分离前,德尼斯决定将手稿打出来。借助于放大镜,她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法兰西组曲》有了电脑稿,接着,又按照原来的样子誊抄了一遍。和她想象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这是一幅色彩强烈,非常清晰的壁画,是给法国和法国人拍下的一张活生生的照片: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的村庄,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父――孤儿院的孩子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抑,最终杀了神父――,寄住在某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在寡妇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年轻寡妇的德国士兵。在这幅令人痛苦的画面上,只有一对平常夫妻保留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儿子在最初的战役中受了伤,一路上,在那些被残兵败将中,在喧闹的、将伤员运往医院的军车里,这对夫妻徒劳地找寻着自己儿子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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