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歪风亟须整治——我的亲身经历与体会(转载)

  转载这篇文章只有一个目的:让这类人这种事多见见光。
  学术界的歪风亟须整治――我的亲身经历与体会
  
  作者在本文中结合自己文章被剽窃、 反倒无端当被告的亲身经历,抨击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呼吁学术界人士以学术为重,切实重视和加强学风建设。
  学术界风气不正,我早有所闻,但体会不深。因为严格说来,我并非学术界中人,只是在履行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同时,就自己有所认识的问题写点东西,在科研领域作些探讨,因此对学术界的一些事情,知之寥寥。然而,最近半年来,我的一次文被剽窃、人当被告的经历,使我真正领教了如今学术界歪风的厉害。
  我对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观点的许多漏洞,于是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钻研的兴趣。起初,我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搜集了大量的中外有关研究资料,作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在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之后,我从1985年起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1986年,我在新疆石油局党校校刊《教学参考》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同时发生”论和“一国胜利”论》一文。全文14000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奠基作。在此后的十年间,我写作了这方面的文章25篇,其中公开发表20篇。在此基础上,1995年,华龄出版社出版了被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权威、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高放先生称为“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阐述‘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有份量、有深度的论著”――我的《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一书。全书共26万字,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我的一些学术观点,诸如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标志的政治革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在内的社会革命则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紧密相联的观点;关于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具备了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不具备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并基本上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社会革命创造物质前提的观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是指社会革命的同时胜利,不否认政治革命的一国胜利,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指政治革命的胜利,不包括社会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不矛盾的观点;关于列宁在社会主义胜利理论上的新贡献,在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和自己的“一国胜利”论,提出了“一国建成”思想,而列宁的“一国建成”思想,仅仅指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是指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即建立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斯大林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并把列宁的思想推向极端,提出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和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论断的观点等等,已为圈内人士所熟悉。我于90年代初写成的反传统观点的两篇文章――《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国胜利”思想》和《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是我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前者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2期;而后者则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公之于世,但文章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都写进了《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一书。
  拙书出版之后,我将此文作了认真修改,于1996年10月1日寄给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部,1997年2月21日又寄去了修改稿;三个月后没有消息,我又于5月25日托山东社科院的王振海将此稿转给《东岳论丛》编辑部;三个月后也没有消息,我又于9月1日托山东省高校工委的张兴民将此稿转给《齐鲁学刊》编辑部;又过了四个月,我于12月31日将此稿寄给了《理论学刊》编辑部;十个月之后,我于1998年10月31日将此稿寄给了《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另据高放先生回忆,这篇文章几年前我也请他看过,但到底转到哪个杂志社,我们都记不清了。
  这篇文章命运不好,屡投不中,但稿子是可以从上述的几个地方找到的。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经过十年辛苦、六次修改的这篇文章,竟被人不知通过哪个渠道窃走,稍加改动之后便拿出来发表了。
  1999年3月12日,我在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览室发现了《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期刊登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陈立旭的文章――《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的探讨》,阅读之后,十分惊愕。陈文约6500字,除了第一部分的与下文自相矛盾的大约1000字之外,它的开头部分和第二、三部分的5500字左右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自我的《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一文,即全文80%以上的内容属直接抄袭我的文章。(表略)
  我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于3月20日将我的文章原稿和陈文的复印件寄给了高放教授,请求鉴定。4月初,我接到高放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寄来稿和信看过。经我核对,陈文确有多处抄袭,实在令我惊讶!因为我认识此人”。信中还说:“由于高敬增与他很要好,此事我就先通过高与他谈,他当即承认,并到我家面谈两次。我严厉批评他,指出这样做自毁声誉。他求我和你宽恕他这一次,愿意亲笔写信向你赔礼道歉,还求你两件事:一、不向《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和他单位写信揭发此事;二、不要求他写出书面检讨登在刊物上。他愿意在经济上赔偿给你造成的损失。他现在还是副研,刚四十岁出头,还没有分到住房,担心此事一旦败露,前途全完了。我批评他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这次被你侥幸抄袭得逞,你以后还会再干。这种事天长日久必然会被发现。”高放先生提议,此事可以宽厚一些处理,让陈立旭补偿我二三千元,并写下检讨了结。
  与此同时,我接到高放先生的学生、陈立旭的朋友、素不相识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高敬增的来信。信中说:“那天在电话中,高老师问起我,关于陈立旭抄袭您的著作之事,当时我吃一惊。……怎么干这种事呢?我当时也很气愤。我立即给陈立旭打了电话,他如实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信中还说:“一、不管怎么说,陈立旭抄袭您的著作是错误的,他应当向您赔礼道歉,承认错误。他表示,一定向您写信承认错误。二、陈立旭刚四十多岁,他又新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才打开关系。……您能原谅他就原谅他,因为他今后还有好长时间要从事科研,以后他的路很长。您放放手,让他过去。他会永远感激您的。……我看,事情到此为止,也不必再向杂志等反映此事了。古人道:退一步,天地宽,恐怕是这个道理。三、如果您还想提出赔偿您精神损失或学术损失,请您提出来,我一定让陈立旭赔偿。”
  4月10日,我分别给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回信,表示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不公开揭露陈立旭,但前提是陈立旭应该向我承认错误,至少应该向我说明他是从哪个编辑部、从谁的手中得到我的文章原稿的。我在给两位教授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让陈立旭向我如实说明情况,并不是为了追究其他人的责任,而是为了保证我的其他稿件的安全;因为我现在还有近十篇文章放在几家杂志社,哪个杂志社可能出问题,我要心中有数。
  4月下旬,我接到高敬增教授的来信。信中说:“陈立旭因最近工作忙,他会很快给您去信的,他自己也认为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信中再次提出:“我总觉得对这件事,还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好,搞科研都很不容易。陈立旭四十多岁,以后路很长。我希望您多原谅他,他会永远感谢您对他的帮助的。”高教授在陈立旭丑事败露一个多月之后本人还不向我写信认错的情况下,仍然要求我不要揭发他。好像容忍剽窃者的丑恶行为,才是“宽宏大量”和“与人为善”,否则就是气量狭小和与人为恶;搞科研都很不容易,剽窃、抄袭都不算什么;原谅剽窃者,才是对他的“帮助”,受害者只有退一步,才能天地宽。这真是闻所未闻的“高见”,令人大开眼界!5月5日,我给高敬增教授回信,表示了我的不满。信中指出,高教授的态度和作法,对陈立旭来讲,确实是够“朋友”,而对我这个受害者来说,未免太不公平了。
  5月中旬,我终于等到了“工作忙”的陈立旭的来信。信中说他的文章早在1994年5月就已写成,并于同年7月请湖北大学的俞良早教授(我十年来的论战对手)和贺祥林教授(我不认识此人)看过,当月投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三个月后因无音讯,于10月初又将此稿投给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月底收到该刊退稿函和退稿。他不但没有向我承认错误,而且言外之意是我抄了他的东西。他在诬蔑我的同时,还诬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我当即把陈立旭来信的复印件寄给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并在附信中表示了我的气愤之情。5月下旬,我接到高放先生的来信。高先生给我解释,他与陈立旭也不是很熟,只是前几年见过一面,意思是想不到此人品质会低劣到这种程度。信中说:“我本想宽厚待人,故通过敬增与他谈此事。他起初认错,并托敬增和我先给你去信,请你不要去揭发他。后来他变卦了,据敬增对我说,他已先向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上揭发你抄袭他的文稿 ,并向北京朝阳区法院起诉你毁坏他名誉罪。事已至此,你也不要生气,只要冷静地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一定会水落石出,弄清真相。我是正直的人,高敬增也是正直的人。如果他当初不认错并求我们给你去信,我们怎么会不约而同给你去信为他求情呢?他自己为什么前后态度有如此大的变化呢?这是他必须向组织上和法院讲清楚的。”
  在陈立旭出尔反尔、拒不认错的情况下,我于5月19日给《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寄去了揭发他剽窃我文章的材料,包括我的《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一文,《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一书,“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 ”系列论文题目,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三封来信的复印件,还有标明各个段落抄自何处的陈文的复印件。我向该编辑部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责令陈立旭公开承认错误,向该刊和我本人赔礼道歉;二是全文发表我的《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以正视听。我提出,打击科研成果的假冒伪劣,清除学术界的渣滓与败类,应是我们的共同责任。6月初,我收到《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的回信,信中断然拒绝我的两项要求。该编辑部给了我四点答复。第一点,他们一方面用外交辞令对我的著作权被侵犯表示“同情和遗憾”,对陈立旭的侵权行为表示“谴责和气愤”,另一方面却在我提供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说什么“如果事情确实是您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编辑部看来,我似乎在说假话!它可以以此为借口拒绝揭露陈立旭。第二点说,“您的文章未曾公开发表,我刊在刊用署名陈立旭的文章时不可能知道该文系抄袭之作,这一点望您能充分理解”。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是,在我证明陈文系抄袭之作之后,该刊还要袒护他,这一点,能让我“充分理解”吗?第三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刊与您并未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我刊编辑部经讨论认为,您最好还是直接与陈立旭同志协商处理此事为妥,特别是高放先生的意见应得到充分尊重”。看来,该编辑部有意拿所谓的“法律”来吓唬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从哪部法律上看到的,发表了剽窃之作的刊物,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拒绝公开发表声明!他们在剽窃者先是认错、后又赖账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受害者与侵权者协商解决“为妥”,而责令剽窃者公开承认错误则“不妥”。我不知道他们依据的又是哪个国家的法律!第四点,他们针对我提出的发表我文章原稿的要求答复说,“您文章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在陈文中已公之于众,我刊重复发表同一内容的文章似无必要。今后您如有其他大作赐予我刊,我刊将予以充分重视,如水平较高且符合我刊要求,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发表”。一方面拒绝揭露剽窃者的丑恶行为,另一方面拒绝受害者的正当要求,这就是该刊对剽窃者的“谴责和气愤”,这就是该刊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遗憾”!该刊也许以为我会像它巴结陈立旭一样去巴结它,为得到“同等条件下优先发表”文章的怜悯与照顾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是太小看人了。该编辑部的信最后说:“总的意见是,您的权益确实应当受到维护,但采取缓和的方式似乎较为可取。”对此,我的理解只能是,该刊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是假,而袒护剽窃者的丑行是真。
  针对《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上述有失体统的答复,6月6日,我再次给它去信,并附高放先生5月21日来信的复印件。我在信中写道,该刊发表了剽窃之作,在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有责任公开声明。我针对他们“特别是高放先生的意见应得到充分尊重”的说法指出,高放先生在5月21日的来信中支持我揭发陈立旭,你们为什么不“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公开揭露陈立旭?但是,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编辑部未给我答复。8月2日,我又给该刊主编俞思念写信,批驳了他们的四点答复,并且第三次要求该刊公开揭露陈立旭的剽窃行为,但去信如石沉大海。
  5月26日,我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党委办公室寄去了揭发陈立旭剽窃我文章的材料(与给《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的相同)。6月10日,我又给该所所长李力安寄去了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四封来信的复印件,以及陈立旭来信的复印件。我对他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责令陈立旭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二是责令陈立旭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三是给予陈立旭以适当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该所机关党委在6月15日的来信中说,我的两封去信均收到。所长已让机关党委认真调查核实,按实际情况遵照有关政策规定作出处理。待问题查实后,再告诉我。但是,至今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也未得到该所的答复。据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说,该所党委曾派人事处的两位人员调查过他们,两位教授如实反映了陈立旭在他们面前承认抄袭我的著作并托他们向我求情的事实。但是,该所党委在得到我和两位教授提供的证据之后,仍然不予处理此事。不知他们在大张旗鼓的“三讲”活动中,是如何讲的“正气”!
  6月10日,我接到了高敬增教授的第三封来信。令我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他在得知陈立旭已向法院状告我毁坏其名誉的情况下,居然“希望”我和陈立旭“携起手来,共同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我捧着高教授的来信,百思不得其解。莫非高教授让我到法庭上低头伏罪,赔偿陈立旭3万元的“名誉损失费”,并在12亿中国人面前“具结悔过”,向陈立旭公开赔礼道歉,然后与他“携起手来”,“共同”去“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高教授没有让我与陈立旭一起,去剽窃和抄袭他人的著作,也没有让我与陈立旭一起,去指控其剽窃行为的受害者。真是谢天谢地!
  8月8日,我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通知我于8月13日上午10时到东城区法院接待室108房间取起诉状。我当即回信,请求邮寄送达。8月14日,我收到东城区法院寄来的陈立旭诉我毁坏他名誉的起诉状。起诉状说:“李心华出于忌妒、排斥同行心理,以败坏我的名誉、信誉为目的,散布他捏造的谎言,对我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我的人格尊严,败坏了我的名誉和信誉。”起诉状列举了我编造他从某编辑部或某人手中窃走我文章原稿的谎言,多次加以散布,对他进行“诽谤”和用“剽窃”、“抄袭”、“手段卑劣”、“鼠窃狗偷”等语言“侮辱”他人格以及试图对他进行敲诈的罪行。起诉状陈述了我的行为给他造成的巨大伤害:第一,我的行为对他刺激极大,致使他长期严重失眠,精神恍惚,心慌胸闷,全身乏力,记忆力很快严重减退,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极大降低,给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终生不能逆转的伤害;第二,我的行为降低了他的信誉和人格评价,对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信誉造成了很大损害;第三,我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他当前的科研工作和近期对几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更为严重的是,给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起诉状提出了责令我“停止侵害”,“具结悔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2万元人民币并承担全部医药费用”,“赔偿经济损失5千元人民币”,“承担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六项诉讼请求。
  1999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23周年纪念日,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还有22天。这一天,我终生难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心华侵犯陈立旭名誉权案”。下午1点30分,我走进东城区法院31号法庭。当我落座被告席上,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我第一次吃官司,而且被人调到千里之外的首都当被告。面对坐在原告席上张开颤抖的双手捧着起诉状声嘶力竭地控诉我的罪行的陈抄公,我心中顿生愤慨与鄙夷之情。号称中国最高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博士”,身为国家级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在干了鼠窃狗偷的勾当之后,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名誉”、“信誉”、“人格尊严”和“学术地位”,竟然把他剽窃行为的受害者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如果不是亲历此事,岂能叫人相信太阳底下尚有如此阴谋之举?这该是陈氏多么“重大”的、“无与伦比”的“研究课题”,又该是陈氏多么令人“忌妒”的、“不可估量”的“科研成就”!
  在陈立旭读完起诉状并向法庭提交我4月10日给高放和高敬增两位教授的两封去信作为证据之后,我宣读了简短的答辩状。答辩状指出,原告陈立旭剽窃我的论文,起初对剽窃行为表示承认,托人向我求情请求私了,并主动提出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他在起诉状中却说我试图进行敲诈),后来又出尔反尔,编造谎言进行抵赖,我对他的剽窃行为和抵赖行为进行正当批评是不违法的,他说我对其进行诽谤毫无道理;原告陈立旭说我出于忌妒、排斥同行心理,对他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侵害了他的人格尊严,败坏了他的名誉和信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我从事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的同行中,我向来没有听说过有“陈立旭”这样一个人,他的成就与地位我更是全然不知,又谈何忌妒和排斥?原告陈立旭的人格丧失和名誉扫地,与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对他进行的善意批评毫无关系,而是他本身的行为造成的,是咎由自取。
  在我宣读答辩状的过程中,我的代理人任厚升同志先后向法庭提交了高放教授4月1日的来信、高敬增教授3月31日和4月23日的来信、陈立旭5月11日的来信、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9月7日关于从未收到陈立旭《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的探讨》一文的证明等五份证据。我读完答辩状之后,审判长摘要读了两位教授三封来信的内容,用以证明陈立旭当初承认抄袭了我的著作。此时,色厉内荏的陈立旭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剽窃行为。他认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窃走我的文章,是他的救命稻草,咄咄逼人地向我发问两个问题:一、我到底是抄了你的书,还是抄了你的文章?二、既然你说我窃走了你的文章,那么你给我说清楚,我到底是从哪个编辑部、从谁的手中得到了你的文章?对于他的问题,我作了如下回答:一、你抄袭的是我的文章,我已向法庭提供了你抄袭我文章的证据。(审判长插话:从这些来往信件中看,被告向来没说你抄了他的书)二、你从哪里得到了我的文章,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既然你当初承认抄袭了我的文章,那么你从哪里窃走了我的文章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不是你有权提出的让我回答的问题,而是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我和法庭交待的问题。陈立旭的行为,荒唐而可笑。这正像一个小偷被逮住之后,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他还要向失主提出他是怎样盗走这些东西的问题,如果失主答不上来,他就不算偷盗,东西就不是失主的一样。
  我坐在被告席上,想的最多的,倒不是案情本身。我想,没有必要花很大的气力去为自己没有毁坏对方的名誉而辩解。因为我不相信当今中国的法律会维护剽窃者的所谓“名誉”而不允许揭露其丑恶行为,也不相信当今中国的法官会判剽窃行为的受害者进行正当批评有罪。当我把有关证据提交法庭时,我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剩下的就是聪明的审判长和愚蠢的“文抄公”之间的舌战了。审判长抓住陈立旭是否剽窃我的论文这个本案的关键,紧追不舍,问他是否抄袭了我的论文。陈立旭强打精神,矢口否认。当审判长又问他怎样解释两位教授给被告写信替他求情时,陈立旭昧着良心说两位教授误解了他要“息事宁人”的意思,他对两位教授的信“不负任何责任”。最后,审判长问他:你能提供证据否定两位教授信中所说的事实吗?陈立旭壮着胆子说:给我三天时间,我就能搞到证据。宽宏大量的审判长答应了他的要求,3点30分,宣布休庭。
  9月13日下午3时整,第二次庭审开始。审判长看了原告提供的两位高教授关于陈立旭没有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是从哪个编辑部和谁人手中得到我的文章原稿的笔录之后,直截了当地说,这并没有否定你抄袭被告论文的事实。此时,我又向法庭提交了高放教授5月21日的来信。审判长全文宣读了这封信。陈立旭当初承认抄袭我的著作,并托两位教授来信求我不要去揭发他,后来却突然变卦,向其单位领导诬陷我抄袭他的文稿,并向北京朝阳区法院起诉我毁坏他的名誉的事实跃然庭上。在这种情况下,陈立旭仍然死皮赖脸地否认剽窃的事实。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他的防线已开始崩溃。审判长追问:“既然没有抄袭,为什么要托两位教授说情?你到底抄没抄被告的文章?”无可奈何的陈立旭只好承认:“我抄了。”“你抄什么了?”“我抄了列宁的话。”“列宁的话还需要从他文章中抄?”陈立旭无言以对。至此,他窃走我的文章、抄袭我的文章的事实昭然若揭。此前,9月8日下午6时,高敬增教授对我说,陈立旭变卦之后曾在他面前辩解道,列宁的话谁都可以用,而根据列宁的话归纳的意思也可以是相同的,所以我的文章与李心华的文章雷同并不意味抄袭。而我则认为,只要是一篇真正的论文,又出自个人的手笔,它就是个人的创造,不论水平高低,质量优劣,都是其他任何人也写不出来的。这正像我的孩子,不管她漂亮与否,聪明与否,都是其他任何人也生不出来一样。
  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原告的代理人李凌燕仍然坚持认为我毁坏了陈立旭的名誉。中国社会科学院,你到底怎么了?马列所的“博士”公然剽窃,法学所的副研究员为其张目。在法庭上,当初承认抄袭我著作的陈立旭竟大言不惭地叫嚷“李心华的文章不值得我抄”,而把我对剽窃行为的批评当做诽谤的李凌燕则神态高傲地讽刺我的代理人“不懂法律常识”。我真为两位“高层”人物的拙劣表演感到羞耻,也真为中国社科院出了这样一些“人才”感到遗憾。我的代理人任厚升同志,这位聪明能干的法律讲师,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李凌燕的谬论。他尖锐地指出,正确认定被告行为的性质是本案的关键。被告针对原告的剽窃行为和抵赖行为而给其代表(高放和高敬增)和有关部门(《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党委)写信检举和揭发是正当的批评,不属于侵犯名誉权的违法行为;被告没有名誉侵权的主观过错,原告认为被告故意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原告当初承认剽窃,被告没有故意捏造剽窃事实,原告剽窃他人未发表的作品,确实手段卑劣,被告没有故意丑化原告的人格,被告没有故意向社会和原告的同事宣扬原告的剽窃行为,原告纯属自毁名誉、自损人格;没有因被告而受到名誉损害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根据的;被告的批评行为与原告的名誉扫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最后,他提请审判长和审判员注意,从整个案情的发展来看,本案的实质是,因为不允许对剽窃行为进行批评,所以剽窃者把被剽窃者推上了被告席。
  陈立旭窘态百出,语无伦次,一会儿说名誉权与著作权是两回事,他抄了别人的文章也不该败坏他的名誉,一会儿又说他写了二百多篇文章,还能去抄别人的文章?最后,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央求法院一定要判我有罪,说因为我毁坏了他的名誉,致使与其谈了三年恋爱的女友离他而去。这真是叫人心酸,然而我爱莫能助。我可以再写一篇文章让陈氏抄,却没有办法为他讨个老婆!
  庭审接近尾声。审判长问原告是否同意调解,陈立旭的代理人立即表示同意;审判长问被告是否同意调解,我断然表示不同意。此后,双方作了最后的陈述。4点30分,审判长宣布闭庭,让我回去等待判决。
  我从被告席上站起身来,心情复杂,思绪万千。对本案的判决结果,我并不十分在乎。因为我已下定决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到底。我想的最多的,是案情之外的事情:假如当初学术界没有像陈立旭这样的剽窃别人的著作反倒打一耙的“文抄公”,我今天会坐在被告席上吗?假如当初《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社在发表了剽窃之作之后,能够讲究职业道德和科学良心,公开声明并责令陈立旭检讨,我今天会坐在被告席上吗?假如当初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在证明自己的属下剽窃了别人的文章之后,能够主持正义和严肃纪律,给予陈立旭以适当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我今天会坐在被告席上吗?假如当初我不是听人解劝,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在发现自己的文章被人剽窃之后立即公开揭露,事情也许早已解决,我今天会坐在被告席上吗?然而,现实中却没有这些“当初”。活生生的现实是:学术界有一批“文抄公”,而这些人得到某些单位和个人的纵容和庇护,活得自由自在;他可以明目张胆地抄走别人的东西,在受到批评之后,还可以滥用诉权告你个“毁坏名誉罪”!我被人家窃走了文章,反被人家状告,给我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且在经济上造成了一万多元的损失(包括先后去济南、北京几家杂志社取证,携律师进京应诉等费用)。岂不冤哉枉也!
  庭审结束半个多月了,我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对于这次文被剽窃、人当被告的经历,我有着深深的体会。学术界,历来被看作一方净土和一片蓝天,如今却是乌烟瘴气。不正之风猖獗,腐败现象蔓延,这真是学术界的悲哀。难道不该治治那些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的“文抄公”、那些不讲职业道德和科学良心的杂志社、那些丧失原则和软弱无力的科研所吗?还有那些“好心人”,能否多点原则性、不作“和事佬”?在这里,我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再次向学术界呼吁:切实重视学风问题,认真整治不正之风;大力加强学风建设,坚决消除腐败现象!
  建国50周年前夜完稿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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