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专区]闲来无事聊聊鲁迅---鲁迅的一生

大陆“洗脚”鼻祖 鲁迅与弟媳“洗脚”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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